星火于斯飘零:在2018年永别谭蝉雪

江雪

编按:本文为纪念谭蝉雪所作。谭蝉雪出生于1934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在1960年大饥荒最惨烈的年代,兰州大学右派学生张春元、顾雁等人决定出版地下刊物《星火》,揭露、批判时政。谭蝉雪及北大学生林昭也卷入其中。《星火》日后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被列为全中国“第四大案”。

谭蝉雪晚年花了十二年时间,远赴兰州、天水各地搜集资料,为《星火》杂志及历史立传,完成了《星火: 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一书,为这一段历史,留下珍贵纪录。

谭蝉雪插画:Tsengly

6月2日,我在纽约,突然得到消息,谭蝉雪阿姨过世了。她是“六一”儿童节这天不在的。当天早上的八点四十分,在离家几百米的社区托管中心,她走路摔倒了。九点钟时女儿辛琪接到她,她还能自己拄杖走路,头脑清醒。辛琪送她到医院,可能是“溶栓治疗”的处置不当,十一点五十分,取药回来的辛琪,看到母亲喊头疼,痛到流汗。她愤恨大喊着才让医生停下来,检查已发现母亲是严重的脑出血。这次,当她拿着药返回时,母亲已经不行了。

这是2018年6月1日中午的十二点四十分。辛琪一直在说:我想不通妈妈就这样离开了我。辛琪和我同岁,1974年出生的。

她的妈妈谭蝉雪,今年85岁。而我妈妈,今年才67岁。

1974年,谭蝉雪已经40岁,才生下唯一的女儿辛琪。前一年,她刚坐满了14年的牢出来。她是右派,也是甘肃著名的“兰大星火反革命集团案”当事人。青春年华已逝,她原本挺拔的背已稍有点驼了,瘦瘦弱弱的。酒泉风大,走在路上的她,似乎就能被风吹倒。在老家广西,父亲已死,唯一的哥哥也已不在人世,她无处可去,只能接受“组织”安置,到工厂上班。不久,她结婚了,丈夫是支边的上海人,也是工厂里的“刺头”,算是有前科的。和她一样。

她对我说,那时不想找知识分子,就想找个文化程度不高,受过处理的,“门当户对”。厂里填表时,在“文化程度”一栏,她填了个“小学”。心里想的是,如果不识字该多好啊。在这个国家,读书认字,做知识分子,只意味着苦难。

可她终归是读书人。在最苦难的日子过去之后,她先是从工厂调到酒泉师范,后来又调到敦煌研究院,做敦煌风俗学的研究,从1982年到1998年退休,10多年间,成绩斐然,出了厚厚的几大册书。2015年9月,我去上海第一次找她时,那些书就静静地立在书架上。

我总共见过她三次。最后一次,是2017年秋雨倾注的十月。

谭蝉雪。图:作者提供

是深秋,我从合肥见完“星火”案的另外一位当事人、最主要的参与者顾雁,按照顾雁给的地址,在上海一家弄堂里见到他的妹妹顾麋,翻看那些关于老上海、老家族的照片。然后就在雨中拖着行李,去找谭蝉雪。

明磊陪着我。他是我见面少,但非常尊敬的朋友。很多年前,他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后来,做《民间》杂志,致力于公民社会培育。他留光头,敦厚热忱。

我们在广粤路上的一家社区托管中心见面。她这一年都住这里。老伴儿前些年去世,她就和辛琪住。辛琪很孝顺,把妈妈照顾的很好。但辛琪有两个上学的孩子,还要工作,平时不能时刻照顾到妈妈,这段时间白天就送她到社区的托管中心。那里有很多老人,条件很好,没事了她和大家说说话,玩玩牌,也开心一些。

我们见到她时,她正乐呵呵地看别人打牌。看到我,她很高兴,一直拉着我的手。 她一头银发,穿一件蓝底花色的毛衣。面庞依然是娟秀的,皮肤细腻白皙,除了额头眼角有一两片老人斑,走路背稍微有一点点弯,她的精神好极了。

我们说着话,背后是鲜艳的墙。在这里,孩子和老人的托管中心是在一起的,有一种明快甜美的气息。我坐一张小凳子,是幼儿园小朋友的。她坐在对面一张红色明丽的沙发上。我请她再讲讲,讲讲林昭,讲讲张春元,讲讲1959年在大饥荒中的甘肃天水,她的爱情是如何萌生的。讲讲1970年,她在监狱里听到张春元死了的消息,一夜头发白了大半。从此知道了,“伍子胥过邵关一夜白头”不是虚构的故事。

明磊坐在她旁边。他告诉谭阿姨,他也办过一份叫《民间》的地下刊物,出版过5000册,但现在已经不能办下去了。谭阿姨听了很感兴趣,问这问那。

我们说起那本厚厚的《林昭文集》。那是她这几年和林昭当年的闺蜜倪竞雄整理出来的。倪竞雄年龄比她还大,不会用电脑,身体也不好。所以林昭在狱中的血书,大多都是谭蝉雪一字一字整理下来。包括林昭在狱中的小说、颇有争议的《冥婚记》,也是她整理出来的。“字非常小,眼睛都看坏了。”但书上,并没有她们的名字。“也多亏有很多朋友帮忙。”她说。

她说自己现在很高兴,这两年,几件大事她都完成了。其中一件是2017年在依娃的帮助下,又通过香港明镜出版集团出了一本《星火》,里面包括了她写的《张春元传》。

对84岁的老人来说,两个小时的谈话时间有点太长了。加上我要去赶高铁,我们不得不走了。

她把我们送到楼梯口,又坚持要送下楼。为了老人们方便,托管中心的楼梯上安装了可以自动下行的座椅。她坐上去,男护士帮她把腰带系紧,她就慢慢地顺着扶梯向下滑落。她的面容,是那样平静淡定,一副恬淡从容,安心老去的模样。我从楼梯上走着,回头看她,觉得她还是很美。

外面下着雨,我不能再让她出来。转头拥抱她,说,我会再来看您的。就匆匆打车走了。

那以后,我再未曾见到她。

2012年夏天最热的时候,78岁的谭蝉雪在上海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来电话的是王中一。他是张春元最后时刻的狱友。王中一这些年一直在找她,就是为了转告她那一句张春元托他捎来的遗言。

“这一生,我最大的心愿,是不能陪谭蝉雪度过一生。希望她能好好活着。”

这句话,是在1970年3月的甘肃省第一监狱,张春元临刑的前一天夜里,专门交代给王中一的。相隔了42年的岁月,这句话才送到了她的耳边。

她给我讲这话时,那被苦难摧残过的容颜,依然是平静的。她说,接电话时,她心跳的厉害。她没有说,当她接完电话,在最快的时间内坐上火车,去常州找王中一,见面细问当年的情景时,她哭了。

张春元对她的心,她一直知道。即使最终没有接收到这句话,她也知道。

1998年她从敦煌研究院退休,回到上海。从2004年开始,她着手准备写关于星火的第一本书《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那段时间,她奔波在兰州、天水一带,去寻找当时的案卷,要把被尘封的往事写出来。她到处碰壁。后来还是以给兰大写校史的名义,一次次找法院,也给管档案的人说好话,送给人家从上海带来的礼物。终于,在一个下午,她走进了武山县法院保存案卷的地下室。她听到管档案的人说,前些年地下室曾漫进过水,但所幸案卷完好无损。

在发黄的案卷里,她看到了张春元写给她的一张张纸条。那是1960年7月,她在广东开平越境被抓后,他心急如焚,南下来营救她时写的。

作为《星火》的灵魂人物,张春元一贯是胆大心细的。但那次,他显得有些鲁莽。在得知她在广东被抓后,他化名“高澄清”,拿着假的介绍信,来广东救她。但他一到广东,也被扣押了起来。无法见到高墙内的谭蝉雪,他就试着联系内线。他把看守所里的女医生当成了好人,一次次写了条子托送进来。

张春元传给谭蝉雪的那些纸条,全被女医生交上去了,作为“反革命集团案”的证据。插画:Rosa Lee

那些条子是这样的:

“雪:七月半来此被关,已知我们为大学生,此处一切好,我现在单房三号一八,可给弟去信,由我来办。亲朋不可理,一切谣言不可信,安心等着,老实守法,千万给我一回信!告知近况,前次带来的衣物收到否,还缺何物……”

“雪:医生应允帮忙,我们感谢她那善良的愿望和好心;你一定要写几句话,请托医生交我,否则我怎么知道你收到了呢?坐牢我不怕,也不悲伤。而最愁人的是你近来怎么样了?身体如何,快给我来信!”

“雪:今天接见请求不允,近在咫尺似天涯,一墙之隔难相见,真没有办法!我给你写了二次字条,收到没有?望告,切切!”

他不知道,那些纸条,全被女医生交上去了。包括两三厘米宽的小纸条,后来都作为“反革命集团案”的证据,放在张春元的案卷里了。一直到2006年。46年过去了,她才第一次看到它们。

1960年9月,他们分别被押上了从广州北上的火车。来自甘肃的警察押着他们,一路不忘游山玩水,于4天之后,到达兰州。他们被关进了关押省级要犯的贡元巷看守所。

一直到2006年,通过档案她才知道,早在1960年的4月和5月,一起下放到天水劳动的兰大“右派”学生中,就有人向当局告密了。

其中一份档案写到:“案件的线索来源:1960年四月,兰大右派分子陈友达向省公安厅反映:兰大下放在武山及天水等地劳动锻炼的右派分子张春元、谭蝉雪、孙和等人经常去兰州与学校右派互相来往,秘密交谈,散布反动言论,行动十分可疑。”另外还有两个告密者,是他们的同学郑连生和柴继德。加上她在广东偷渡被抓,“星火”同仁就这样全面暴露了。

在生命的晚年,她已回忆不起这一生和他的最后一面了。到底是哪一次呢?

她拼命地想。说,如果有最后一面,应该是1965年的冬天了。那是在天水体育场的“反革命集团案”公判大会上。但那天,他们都被五花大绑着。在台上,他们被分开的最远,一个在最东头,一个在最西头,她只模糊看到一眼他的身影。

那天天奇冷,阴沉的厉害。会场上,突然有人大喊了一声“谭蝉雪”!她知道,那是她的狱友叶青,一个因和人打架被抓进来的奇女子。在那样肃杀的气氛中,石破天惊一般,叶青喊了一声,就迅速地逃跑了。全场皆惊,谭蝉雪看见武警端着枪冲下去了。

叶青是她晚年时一直在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的人。她晚年想找的人,还有在狱中时为她治疗急性胃炎、救了她一命的慈祥老者;还有一位曾表现出试图帮助她、但很快被撤职的看守所所长。天寒地冻,长夜漫漫,在极端的绝望中,依然有一些带着人性温暖光芒的故事,安慰了她。

“阿姨,你和张春元当年是怎么谈恋爱的嘛。”每次见面,我都会问她。她呢,静静摇摇头,微笑着:“那个时候,谈什么呀。”

那是1958年的8月,她和兰州大学的另外41个右派师生,被下放到我的家乡天水劳动。张春元因为在上兰州大学之前,曾上过朝鲜战场,是汽车兵,所以被安排在北道埠(现为麦积区)的马跑泉拖拉机站。她则被下放到北道的甘泉公社,临时住在当地街道上的一座天主教堂里——至今,天主教堂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房屋了。

和谭蝉雪一起到甘泉的还有三个同学。其中一位是孙自筠,兰大中文系的才子。另外两个人,是数学系的周善有和丁恒武。

丁恒武是陕西人,大个子。1959年,他被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开始在附近的水库学游泳,说要从湄公河偷渡出去,“留在这里迟早也是饿死”。有一天,他来向谭蝉雪告别,说他要走了,如果能活下来,一定回来找他们。如果再没回来,就说明他死了。从那以后,人们再没有见过他。

孙自筠还活着。我在2016年的冬天,在四川的内江师范学院见到他。他80岁了,对我回忆起谭蝉雪等人,以及“兰大反右”、大饥荒、1958年的“大跃进”,还有公社让他们四个大学生,三四天就办出一个“农业大学”的荒诞事。

早在张春元、顾雁他们酝酿办《星火》之前,孙自筠就给中共的《红旗》杂志写信,反映当时农村开始饥荒弥漫的真实情况。但因为他是唯一的党员,有“红顶子”,谭蝉雪和其他同学那时都防着他。直到有一天,他被以“反革命”抓走。

年青时期的谭蝉雪。图:作者提供

那是1959年的春天,大饥荒已开始弥漫。谭蝉雪每次去食堂打饭,端回来一盆面糊,清水能当镜子,照见自己的面容。

她记得,有一次上山打柴,积雪很厚,他们从山上滑下来,看见一堆人围着一个人,在卖包子。当时那种白面的包子,真是稀罕,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星星”。多少钱一个呢?大约等于现在的10块钱。“我们没有钱。看一看就揹着柴走了。第二天,就听到人说,从那包子里吃出了人的指甲。”

不断有饿死人,甚至人吃人的消息传出来。谭蝉雪住的一户老乡家,房东老大爷也死了。饿死的。在一个夜里,她听到那一家人凄惨的嚎啕声。

2015年9月,在上海,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告诉她,我的爷爷,1960年时48岁,也是饿死的。我爷爷所在的马跑泉公社(现为镇),离她那时居住的甘泉公社(现为镇),相距也就10多里路。

“那时走在路上,经常就看到饿死的人。你没法无动于衷。”谭蝉雪说。

而事实上,他们作为大学生,条件还是比普通农民好很多。她虽然和家里没联系,但定期的,有朋友寄粮票来。孙自筠的妈妈省吃俭用,从天津寄粮票给他们。有时,他们会相约去北道的铁路食堂吃一顿。虽然饥荒弥漫,但铁路食堂还是有各种吃的。 环境困厄的让人绝望。但年轻人终归是年轻人。大家曾以为美丽的谭蝉雪和英俊的孙自筠是一对儿,但其实,她喜欢的是张春元。

1959年,那个大饥荒正在越来越惨烈的冬天。张春元住进了她的心里,整整一生。插画:Rosa Lee

张春元那时住在马跑泉拖拉机站,和甘泉相距不到20里路。马跑泉是一个大镇子,拖拉机站所处的地方算是一个交通要道,上下都要经过,右派同学们也时时来这里歇脚。如今,这里已并入了麦积区广济医院的后院,是医院的太平间所在了。

当年那里是土崖畔下的一个大院子。顾雁记得,当时的张春元,负责管理着全县唯一的一台从意大利进口的拖拉机。红色的,锃亮,看上去挺神气。

张春元留她吃饭。那时候大家都饿着,但他的生活条件还可以。因为他曾上过朝鲜战场,当地的干部,很多都是部队转业的,对他不错。

爱情是怎么产生的不知道,她始终没有说。但在我的寻访中,顾雁告诉我,有一次,他和张春元一起去甘泉拉煤,他们坐在拖拉机上。天很冷,一说话就呵出白气。张春元告诉他,自己喜欢谭蝉雪。

他们彼此相爱了。在1959年,那个大饥荒正在越来越惨烈的冬天。从此,他住在她的心里,整整一生。

2016年冬天,我在河南见到张春元唯一的亲人——他的弟弟张春沛。

张春沛说,那一年,大嫂回来,他去机场接的她。“大嫂老了,似乎人都缩小了。”这中间,隔着多么漫长又沉重的岁月啊。1998年的谭蝉雪,已不再是1960年初和哥哥一起回到河南老家的那个高挑、美丽的大嫂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他环抱着大嫂——一个瘦弱的老人。“我带你好好转转吧。”

无处去凭吊。她一直想着给张春元立个碑,取一些兰州红山根下、他被杀害的地方的土,建个坟。但弟媳反对,弟弟也做不了主。人死了40多年了,可恐惧还在。我采访时,张春沛回忆起哥哥,不停地流泪,还是无限的怀念。但说起当年因哥哥的案子,一家人受到牵连。他说:我让我的孩子们都入党。

很多年,他一直想证明,自己是好人,对党是忠诚的。对哥哥,他是那么爱他。但他至今还是很难理解,哥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一个孙子,是家里唯一对张春元这个伯爷爷的事情关心的年轻人,一直在旁边静静聆听着。离开时,我看着小伙子同样有些困惑的眼睛,对他说:“你爷爷是个好人,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将来的历史会书写的。”

2017年10月,我在上海,辗转找到了顾雁家位于浦东乡下黑桥的老房子。那是顾雁从小生活,并度过了1960年9月“星火案”爆发前那段平静日子的地方。

在周围的一片高楼映衬中,这座位于河流和田野中间的老宅第,已无可避免地衰败了。是一处江南常见的传统庭院,已被拆掉了半边,但从精雕细镂的门窗,依稀能看到往日的典雅。我去的时候,院子里的一株桔树,正恣意地结满金色的橘子。

1960年,在第一期“星火”印出来后,顾雁就以回家看病的理由,离开了甘肃天水,回到上海,就住在这里。也是这次回来,他开始和林昭交往。大约是1960年初夏的那段时间,张春元和谭蝉雪也来了,并在这里短暂地住过几天。

几天后,谭蝉雪去了广东,打算偷渡出境。据顾雁讲,后来,谭在偷渡之前,给张春元写信,让张去广东。张春元特地到上海告知他,他因为和张春元对“偷渡”这事看法不同,有点不欢而散。再过了一段时间,谭蝉雪在广东被抓,张春元南下营救,也被抓。至此,“星火”全部暴露。

林昭也在“星火案”被逮捕,直接原因是她在“星火”第一期中发表的长诗《普罗米修士的受难一日》。插画:Rosa Lee

1960年9月,在甘肃天水,“星火”的参与者、兰大右派学生向承鉴、苗庆久等人被捕。10月,顾雁在上海被抓,林昭也随即被逮捕。直接原因是她在“星火”第一期中发表的长诗——《普罗米修士的受难一日》,她也被当作“星火案”的当事人。

在甘肃那边,被抓捕的除了兰大的右派大学生,还有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以及当地的一些干部和农民。这起当年轰动一时的“反革命集团”案,直接原因是张春元、顾雁挑头办起的“星火”杂志。第一期只有内部的30多人看到。第二期才在酝酿之中。

1962年和1965年,“星火案”当事人被分别判刑。其中张春元被判处无期徒刑,谭蝉雪被判处14年。顾雁被判处17年。另外还有向承鉴、苗庆久、杜映华等人,共逮捕了43人,判刑25人。

1970年的“一打三反”,大规模的杀戮又开始了。这次,张春元没有逃过劫难。他和杜映华在兰州被枪杀于红山根下。此前的1968年,顾雁在青海,接到林昭被枪决的消息。

“张春元在星火中间是一个什么角色?”

“他是说干就干,特别有行动力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对当时的现实,头脑里已经非常明确,而且出路是什么,也很清楚。”

“他认为出路应该是以南共纲领草案为主。他那时说要起个名称出来,让老百姓也能接受,通俗些,不要太奥妙……”

“当时为什么起名叫星火呢?”

“那是顾雁提的,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

“商议办星火时,你其实已离开甘肃了?”

“是啊,我那时已经去了广东。”事实上,当第一期“星火”面世时,她看都没看到。一直是在40多年后,她才在武山县法院的档案里,看到那一些凝聚了他们的思考、承载了那个时代最前沿、最勇敢、最深刻思考的文字。

这是2017年10月,在上海的这家社区托管中心,我最后一次见到谭蝉雪,又问起50年前的往事。她一点一点地回忆着,说着。她84岁了,记忆力已不如以前,说话的速度也比两年前慢了。

我不死心,再次问起她和张春元的爱情。她还是一句话带过去了。爱情,在她心中,是一辈子的承诺,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我做这些,不只是为了张春元。星火这段事不弄出来,历史没法交代。”她说。

2017年,依娃帮她联系了明镜出版集团,《星火》出版了电子版,除了她原来那本书的内容,也包含了张春元的生平,以及他生前的一些文章。依娃很早就去了美国,她的母亲是天水人,父亲是陕西人。因为一份对故土的情怀,她曾多次到甘肃天水一带,做大饥荒年代的口述史,2015年出版了《寻找人吃人见证》一书。多年来,她一直关注着“星火”的老人家们。

在这本书的末尾,谭蝉雪写到:“有一种思念因你而存在,有一种沉默不是遗忘。”对她来说,这是很少有的文字中的感情流露。

“在他还没被处决之前,我做梦梦见他穿一个军大衣,走过去了。别人说,梦见穿大衣,可能是大难。大衣就是大难。”她说着,慢慢浸入回忆。

她想起来,当他们同时被关在一所监狱时,有时,放风上厕所时,经过他的窗户底下,她能听到他的声音。那是他故意大声和别人说话,让她知道。到后来,他被转走了,声音就再也听不到了。

她记得在是在甘肃省第三监狱。有一天,抬饭的人来了,悄悄对她说,张春元从别的地方转到这儿来了。再去打饭时,她对那个人说:“你告诉他,他永远活在我心上。”但后来她才知道,消息有误,张春元并没有转到这所监狱来。她的话,还是没有送给他。

1970年3月,他死了。可她连眼泪都不敢流。每天进进出出,杀人的布告就专门贴在她路过的地方,天天出门都能看见,躲也躲不过。

“想起这一生,会有后悔吗?”我问她。

“不后悔。我觉得起码我们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当地的农民。虽然现在想起来,那时思想上的认识,还是很不成熟。”她说。

“星火前辈当年对时局的批判那样激烈而深刻。那您怎么看待今天呢?”我又问。

“我估计我真看不到(我们那时追求的)了。我想,如果我能活到2020年,或许还能看看,能否如愿以偿,还是很难说。”她说。依然是淡淡的笑容。

“我该干的已经干了。林昭文集出来了,星火一本两本也都出来了。所以,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也可以告慰他。就算我去阴间见了他,也可以有个交代了。”她说。

“就是给依娃带来了一些麻烦。”她有些抱歉。

“没事,年轻一代也应该做他们应该的。”我对她说。是为自己说,也是在替依娃说。

她说的麻烦,是指2016年,美国的刘宾雁良知奖评选委员会给她颁发了当年的“刘宾雁良知写作奖”。奖金她辗转拿到了,奖杯的故事则充满离奇色彩。

她年纪大了,没法出国去领奖。又担心各种“被敏感”,朋友把奖杯捎给了在西安的妹妹。本想着辛琪到西安旅游时,把奖杯带回家交给母亲。结果,人还没到,警察上门了,搜走了奖杯。一直到她离世,这个刘宾雁良知写作奖的奖杯,还是没有到谭蝉雪的手里。

其实,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一直感受着这种奇怪的氛围。这一切,常常让她想起六十年前的那场“反右”,想起生命中曾经历过的那些往事。

2007年,“反右50周年研讨会”,香港方面邀请。她被阻拦,最终没有去成。

2013年,独立导演胡杰拍摄完成了纪录片《星火》,她去了香港参加放映。回来后,居委会的人就找上门来了。问她为什么去香港?她反问:我没有人身自由?对方打哈哈:哪里哪里,只希望以后你出门能说一声。

前两年,她整理好了《林昭文集》。有一天,约好了人,正要出门去印,居委会主任上门来了。说,正在外面请人吃饭,上头电话来,只好来问。要求她不能出门,也不能再去印书。“你年龄这么大了,就交给年轻人去做吧。”主任这样劝她。

《林昭文集》至今无法出版。她说,是因为林昭的妹妹彭令范不同意。但她还是把书印了出来,送给那些关心林昭、关心历史的年轻人。那是厚厚的一大本书稿,简易地钉在一起,有488页。第一次见面时,她送给了我一本。

2015年9月,我第一次见到她。她刚被女儿带出去游玩回来,回来后就腰痛,检查是一支腰骨骨折,医生嘱她,或者躺三个月,或者微创手术。“我哪里能躺住!”她说,就选择了微创手术。还戴着腰托,就开始在电脑上写作。她当时正在写《张春元传》,要作为他罹难45周年的纪念。

2016年4月,我打电话给她,才知道,她已写好了,热情的王中一表示愿意承担印刷工作,在常州当地找了印刷厂,已经开始印刷了。但某一日,当地的文化稽查大队突然来查,说是非法出版,把已印好的500本书全部没收了。不久,处理结果下来,印刷厂被罚款5万元,她自己则损失了8000元的印刷费。

谭蝉雪是《星火》先贤精神的守护者。插画:Rosa Lee

到了2017年,她身边的气氛,似乎越来越紧张了。大约和她获得“刘宾雁良知写作奖”有关。有时女儿去取快递,也会被询问。10月,我最后一次访问完她后,从上海回来,就接到辛琪的电话,说有人在调查,那天是谁去了社区托管中心访问谭蝉雪。

“请不要再给我妈妈打电话了,也不要再联系她了吧。”辛琪说。

我后悔,没有再坚持。就这样,我错过了再次和她说话、再次见到她的机会。

我也不知道,她生前得到的那个“良知写作奖”的奖杯,躺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里。而扣押这个奖杯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辛琪在今年的10月去了意大利旅游。她希望时间能安慰她失去母亲的忧伤。辛琪长的很漂亮,但不知道是不是遗传了母亲,她的头发过早地白了。

在母亲“七七”的那天,她请人为母亲做了佛教的超度法事。她相信母亲已经身在天国,或者是极乐世界。

我也相信。不管人世的坎坷如何,不管别人的评价如何。谭蝉雪在这一生,做了她想做的事情。

我也记起,她说过她早年的学生生涯。1949年,在广西,她看到解放军进城,听说以后上学不要钱,而欢天喜地。她说,那时她很“革命”,是学校的积极分子,上了广西革命大学,下乡宣传,演白毛女。

“那时非常年轻,稀里糊涂,没有自己的观念。一直到1955年考上兰州大学,学校里有裴多菲俱乐部,在年轻人热烈的讨论中,思想才开始发生变化。”她说。

1956年,她上大二,在广西做邮政小官员的父亲去世了。她回家奔丧,回来在座谈中说,老百姓都议论,“国民党贪污,共产党贪功。”一年后,她被打成了“右派”。

当年受张春元之托,托给她捎口信的王中一,如今也70多岁了。很多年,他在任何公开的资料里没有看到谭蝉雪的名字,为了找到她,费劲周折。一直到2012年的一天,他在书店里翻书,看到关于敦煌的一套丛书,偶然看到谭蝉雪的名字,这才终于联系到她。

而我,当记者多年,一直在关注外面的世界,一直到2015年,才知道《星火》,才知道《星火》就诞生在我的家乡——甘肃天水,张春元他们当年就在我家乡的镇子上生活、思考,最终走上为自由、为真理献身的道路。

当我要寻找谭蝉雪时,是在香港的媒体工作者张洁平,告诉了我她的电话。在拨通她电话的刹那,我,一个后辈,终于和我家乡那段苦难的历史取得了联系。

历史就这样在人为的屏蔽中支离破碎着。那些故事,原本应该有最重要的篇幅书写,如今,只是在残存的片段里。到今天,星火的故事并不为人所知。胡杰导演的纪录片《星火》,在内地依然是被屏蔽的。而我,写下这些文字,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在最为黑暗的年代,一些最勇敢的人,是如何去试图“活在真实中”,并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附带纪录:

2016年刘宾雁良知写作奖致辞:

“她是《星火》受难英灵遗愿的托命人。她奔波求索,孜孜取证,为《星火》先驱招魂;使先贤的生命再起于历史的灰烬之中。”

“她是被冷藏的《星火》思想在当代中国的代言人。《星火》群体在中国最黑暗年代的正直与犀利的思索,是点燃中国思想界的火种。”

“她是《星火》先贤精神的守护者。在那个暴虐、饥馑的暗无天日时代,《星火》群体挺身而出的殉道精神,是对中国先贤舍身取义之道的伟大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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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星火于斯飘零:在2018年永别谭蝉雪 》 ,发表于端传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107-china-dissident-history-tanchanshe/?utm_medium=copy © 端傳媒 Initium 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