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于斯飘零：在2018年永别谭蝉雪

江雪

编按：本文为纪念谭蝉雪所作。谭蝉雪出生于1934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在1960年大饥荒最惨烈的年代，兰州大学右派学生张春元、顾雁等人决定出版地下刊物《星火》，揭露、批判时政。谭蝉雪及北大学生林昭也卷入其中。《星火》日后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被列为全中国“第四大案”。

谭蝉雪晚年花了十二年时间，远赴兰州、天水各地搜集资料，为《星火》杂志及历史立传，完成了《星火: 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一书，为这一段历史，留下珍贵纪录。

6月2日，我在纽约，突然得到消息，谭蝉雪阿姨过世了。她是“六一”儿童节这天不在的。当天早上的八点四十分，在离家几百米的社区托管中心，她走路摔倒了。九点钟时女儿辛琪接到她，她还能自己拄杖走路，头脑清醒。辛琪送她到医院，可能是“溶栓治疗”的处置不当，十一点五十分，取药回来的辛琪，看到母亲喊头疼，痛到流汗。她愤恨大喊着才让医生停下来，检查已发现母亲是严重的脑出血。这次，当她拿着药返回时，母亲已经不行了。

这是2018年6月1日中午的十二点四十分。辛琪一直在说：我想不通妈妈就这样离开了我。辛琪和我同岁，1974年出生的。

她的妈妈谭蝉雪，今年85岁。而我妈妈，今年才67岁。

1974年，谭蝉雪已经40岁，才生下唯一的女儿辛琪。前一年，她刚坐满了14年的牢出来。她是右派，也是甘肃著名的“兰大星火反革命集团案”当事人。青春年华已逝，她原本挺拔的背已稍有点驼了，瘦瘦弱弱的。酒泉风大，走在路上的她，似乎就能被风吹倒。在老家广西，父亲已死，唯一的哥哥也已不在人世，她无处可去，只能接受“组织”安置，到工厂上班。不久，她结婚了，丈夫是支边的上海人，也是工厂里的“刺头”，算是有前科的。和她一样。

她对我说，那时不想找知识分子，就想找个文化程度不高，受过处理的，“门当户对”。厂里填表时，在“文化程度”一栏，她填了个“小学”。心里想的是，如果不识字该多好啊。在这个国家，读书认字，做知识分子，只意味着苦难。

可她终归是读书人。在最苦难的日子过去之后，她先是从工厂调到酒泉师范，后来又调到敦煌研究院，做敦煌风俗学的研究，从1982年到1998年退休，10多年间，成绩斐然，出了厚厚的几大册书。2015年9月，我去上海第一次找她时，那些书就静静地立在书架上。

我总共见过她三次。最后一次，是2017年秋雨倾注的十月。

是深秋，我从合肥见完“星火”案的另外一位当事人、最主要的参与者顾雁，按照顾雁给的地址，在上海一家弄堂里见到他的妹妹顾麋，翻看那些关于老上海、老家族的照片。然后就在雨中拖着行李，去找谭蝉雪。

明磊陪着我。他是我见面少，但非常尊敬的朋友。很多年前，他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后来，做《民间》杂志，致力于公民社会培育。他留光头，敦厚热忱。

我们在广粤路上的一家社区托管中心见面。她这一年都住这里。老伴儿前些年去世，她就和辛琪住。辛琪很孝顺，把妈妈照顾的很好。但辛琪有两个上学的孩子，还要工作，平时不能时刻照顾到妈妈，这段时间白天就送她到社区的托管中心。那里有很多老人，条件很好，没事了她和大家说说话，玩玩牌，也开心一些。

我们见到她时，她正乐呵呵地看别人打牌。看到我，她很高兴，一直拉着我的手。她一头银发，穿一件蓝底花色的毛衣。面庞依然是娟秀的，皮肤细腻白皙，除了额头眼角有一两片老人斑，走路背稍微有一点点弯，她的精神好极了。

我们说着话，背后是鲜艳的墙。在这里，孩子和老人的托管中心是在一起的，有一种明快甜美的气息。我坐一张小凳子，是幼儿园小朋友的。她坐在对面一张红色明丽的沙发上。我请她再讲讲，讲讲林昭，讲讲张春元，讲讲1959年在大饥荒中的甘肃天水，她的爱情是如何萌生的。讲讲1970年，她在监狱里听到张春元死了的消息，一夜头发白了大半。从此知道了，“伍子胥过邵关一夜白头”不是虚构的故事。

明磊坐在她旁边。他告诉谭阿姨，他也办过一份叫《民间》的地下刊物，出版过5000册，但现在已经不能办下去了。谭阿姨听了很感兴趣，问这问那。

我们说起那本厚厚的《林昭文集》。那是她这几年和林昭当年的闺蜜倪竞雄整理出来的。倪竞雄年龄比她还大，不会用电脑，身体也不好。所以林昭在狱中的血书，大多都是谭蝉雪一字一字整理下来。包括林昭在狱中的小说、颇有争议的《冥婚记》，也是她整理出来的。“字非常小，眼睛都看坏了。”但书上，并没有她们的名字。“也多亏有很多朋友帮忙。”她说。

她说自己现在很高兴，这两年，几件大事她都完成了。其中一件是2017年在依娃的帮助下，又通过香港明镜出版集团出了一本《星火》，里面包括了她写的《张春元传》。

对84岁的老人来说，两个小时的谈话时间有点太长了。加上我要去赶高铁，我们不得不走了。

她把我们送到楼梯口，又坚持要送下楼。为了老人们方便，托管中心的楼梯上安装了可以自动下行的座椅。她坐上去，男护士帮她把腰带系紧，她就慢慢地顺着扶梯向下滑落。她的面容，是那样平静淡定，一副恬淡从容，安心老去的模样。我从楼梯上走着，回头看她，觉得她还是很美。

外面下着雨，我不能再让她出来。转头拥抱她，说，我会再来看您的。就匆匆打车走了。

那以后，我再未曾见到她。

2012年夏天最热的时候，78岁的谭蝉雪在上海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来电话的是王中一。他是张春元最后时刻的狱友。王中一这些年一直在找她，就是为了转告她那一句张春元托他捎来的遗言。

“这一生，我最大的心愿，是不能陪谭蝉雪度过一生。希望她能好好活着。”

这句话，是在1970年3月的甘肃省第一监狱，张春元临刑的前一天夜里，专门交代给王中一的。相隔了42年的岁月，这句话才送到了她的耳边。

她给我讲这话时，那被苦难摧残过的容颜，依然是平静的。她说，接电话时，她心跳的厉害。她没有说，当她接完电话，在最快的时间内坐上火车，去常州找王中一，见面细问当年的情景时，她哭了。

张春元对她的心，她一直知道。即使最终没有接收到这句话，她也知道。

1998年她从敦煌研究院退休，回到上海。从2004年开始，她着手准备写关于星火的第一本书《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那段时间，她奔波在兰州、天水一带，去寻找当时的案卷，要把被尘封的往事写出来。她到处碰壁。后来还是以给兰大写校史的名义，一次次找法院，也给管档案的人说好话，送给人家从上海带来的礼物。终于，在一个下午，她走进了武山县法院保存案卷的地下室。她听到管档案的人说，前些年地下室曾漫进过水，但所幸案卷完好无损。

在发黄的案卷里，她看到了张春元写给她的一张张纸条。那是1960年7月，她在广东开平越境被抓后，他心急如焚，南下来营救她时写的。

作为《星火》的灵魂人物，张春元一贯是胆大心细的。但那次，他显得有些鲁莽。在得知她在广东被抓后，他化名“高澄清”，拿着假的介绍信，来广东救她。但他一到广东，也被扣押了起来。无法见到高墙内的谭蝉雪，他就试着联系内线。他把看守所里的女医生当成了好人，一次次写了条子托送进来。

那些条子是这样的：

“雪：七月半来此被关，已知我们为大学生，此处一切好，我现在单房三号一八，可给弟去信，由我来办。亲朋不可理，一切谣言不可信，安心等着，老实守法，千万给我一回信！告知近况，前次带来的衣物收到否，还缺何物……”

“雪：医生应允帮忙，我们感谢她那善良的愿望和好心；你一定要写几句话，请托医生交我，否则我怎么知道你收到了呢？坐牢我不怕，也不悲伤。而最愁人的是你近来怎么样了？身体如何，快给我来信！”

“雪：今天接见请求不允，近在咫尺似天涯，一墙之隔难相见，真没有办法！我给你写了二次字条，收到没有？望告，切切！”

他不知道，那些纸条，全被女医生交上去了。包括两三厘米宽的小纸条，后来都作为“反革命集团案”的证据，放在张春元的案卷里了。一直到2006年。46年过去了，她才第一次看到它们。

1960年9月，他们分别被押上了从广州北上的火车。来自甘肃的警察押着他们，一路不忘游山玩水，于4天之后，到达兰州。他们被关进了关押省级要犯的贡元巷看守所。

一直到2006年，通过档案她才知道，早在1960年的4月和5月，一起下放到天水劳动的兰大“右派”学生中，就有人向当局告密了。

其中一份档案写到：“案件的线索来源：1960年四月，兰大右派分子陈友达向省公安厅反映：兰大下放在武山及天水等地劳动锻炼的右派分子张春元、谭蝉雪、孙和等人经常去兰州与学校右派互相来往，秘密交谈，散布反动言论，行动十分可疑。”另外还有两个告密者，是他们的同学郑连生和柴继德。加上她在广东偷渡被抓，“星火”同仁就这样全面暴露了。

在生命的晚年，她已回忆不起这一生和他的最后一面了。到底是哪一次呢？

她拼命地想。说，如果有最后一面，应该是1965年的冬天了。那是在天水体育场的“反革命集团案”公判大会上。但那天，他们都被五花大绑着。在台上，他们被分开的最远，一个在最东头，一个在最西头，她只模糊看到一眼他的身影。

那天天奇冷，阴沉的厉害。会场上，突然有人大喊了一声“谭蝉雪”！她知道，那是她的狱友叶青，一个因和人打架被抓进来的奇女子。在那样肃杀的气氛中，石破天惊一般，叶青喊了一声，就迅速地逃跑了。全场皆惊，谭蝉雪看见武警端着枪冲下去了。

叶青是她晚年时一直在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的人。她晚年想找的人，还有在狱中时为她治疗急性胃炎、救了她一命的慈祥老者；还有一位曾表现出试图帮助她、但很快被撤职的看守所所长。天寒地冻，长夜漫漫，在极端的绝望中，依然有一些带着人性温暖光芒的故事，安慰了她。

“阿姨，你和张春元当年是怎么谈恋爱的嘛。”每次见面，我都会问她。她呢，静静摇摇头，微笑着：“那个时候，谈什么呀。”

那是1958年的8月，她和兰州大学的另外41个右派师生，被下放到我的家乡天水劳动。张春元因为在上兰州大学之前，曾上过朝鲜战场，是汽车兵，所以被安排在北道埠（现为麦积区）的马跑泉拖拉机站。她则被下放到北道的甘泉公社，临时住在当地街道上的一座天主教堂里——至今，天主教堂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房屋了。

和谭蝉雪一起到甘泉的还有三个同学。其中一位是孙自筠，兰大中文系的才子。另外两个人，是数学系的周善有和丁恒武。

丁恒武是陕西人，大个子。1959年，他被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开始在附近的水库学游泳，说要从湄公河偷渡出去，“留在这里迟早也是饿死”。有一天，他来向谭蝉雪告别，说他要走了，如果能活下来，一定回来找他们。如果再没回来，就说明他死了。从那以后，人们再没有见过他。

孙自筠还活着。我在2016年的冬天，在四川的内江师范学院见到他。他80岁了，对我回忆起谭蝉雪等人，以及“兰大反右”、大饥荒、1958年的“大跃进”，还有公社让他们四个大学生，三四天就办出一个“农业大学”的荒诞事。

早在张春元、顾雁他们酝酿办《星火》之前，孙自筠就给中共的《红旗》杂志写信，反映当时农村开始饥荒弥漫的真实情况。但因为他是唯一的党员，有“红顶子”，谭蝉雪和其他同学那时都防着他。直到有一天，他被以“反革命”抓走。

那是1959年的春天，大饥荒已开始弥漫。谭蝉雪每次去食堂打饭，端回来一盆面糊，清水能当镜子，照见自己的面容。

她记得，有一次上山打柴，积雪很厚，他们从山上滑下来，看见一堆人围着一个人，在卖包子。当时那种白面的包子，真是稀罕，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星星”。多少钱一个呢？大约等于现在的10块钱。“我们没有钱。看一看就揹着柴走了。第二天，就听到人说，从那包子里吃出了人的指甲。”

不断有饿死人，甚至人吃人的消息传出来。谭蝉雪住的一户老乡家，房东老大爷也死了。饿死的。在一个夜里，她听到那一家人凄惨的嚎啕声。

2015年9月，在上海，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告诉她，我的爷爷，1960年时48岁，也是饿死的。我爷爷所在的马跑泉公社（现为镇），离她那时居住的甘泉公社（现为镇），相距也就10多里路。

“那时走在路上，经常就看到饿死的人。你没法无动于衷。”谭蝉雪说。

而事实上，他们作为大学生，条件还是比普通农民好很多。她虽然和家里没联系，但定期的，有朋友寄粮票来。孙自筠的妈妈省吃俭用，从天津寄粮票给他们。有时，他们会相约去北道的铁路食堂吃一顿。虽然饥荒弥漫，但铁路食堂还是有各种吃的。环境困厄的让人绝望。但年轻人终归是年轻人。大家曾以为美丽的谭蝉雪和英俊的孙自筠是一对儿，但其实，她喜欢的是张春元。

张春元那时住在马跑泉拖拉机站，和甘泉相距不到20里路。马跑泉是一个大镇子，拖拉机站所处的地方算是一个交通要道，上下都要经过，右派同学们也时时来这里歇脚。如今，这里已并入了麦积区广济医院的后院，是医院的太平间所在了。

当年那里是土崖畔下的一个大院子。顾雁记得，当时的张春元，负责管理着全县唯一的一台从意大利进口的拖拉机。红色的，锃亮，看上去挺神气。

张春元留她吃饭。那时候大家都饿着，但他的生活条件还可以。因为他曾上过朝鲜战场，当地的干部，很多都是部队转业的，对他不错。

爱情是怎么产生的不知道，她始终没有说。但在我的寻访中，顾雁告诉我，有一次，他和张春元一起去甘泉拉煤，他们坐在拖拉机上。天很冷，一说话就呵出白气。张春元告诉他，自己喜欢谭蝉雪。

他们彼此相爱了。在1959年，那个大饥荒正在越来越惨烈的冬天。从此，他住在她的心里，整整一生。

2016年冬天，我在河南见到张春元唯一的亲人——他的弟弟张春沛。

张春沛说，那一年，大嫂回来，他去机场接的她。“大嫂老了，似乎人都缩小了。”这中间，隔着多么漫长又沉重的岁月啊。1998年的谭蝉雪，已不再是1960年初和哥哥一起回到河南老家的那个高挑、美丽的大嫂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他环抱着大嫂——一个瘦弱的老人。“我带你好好转转吧。”

无处去凭吊。她一直想着给张春元立个碑，取一些兰州红山根下、他被杀害的地方的土，建个坟。但弟媳反对，弟弟也做不了主。人死了40多年了，可恐惧还在。我采访时，张春沛回忆起哥哥，不停地流泪，还是无限的怀念。但说起当年因哥哥的案子，一家人受到牵连。他说：我让我的孩子们都入党。

很多年，他一直想证明，自己是好人，对党是忠诚的。对哥哥，他是那么爱他。但他至今还是很难理解，哥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一个孙子，是家里唯一对张春元这个伯爷爷的事情关心的年轻人，一直在旁边静静聆听着。离开时，我看着小伙子同样有些困惑的眼睛，对他说：“你爷爷是个好人，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将来的历史会书写的。”

2017年10月，我在上海，辗转找到了顾雁家位于浦东乡下黑桥的老房子。那是顾雁从小生活，并度过了1960年9月“星火案”爆发前那段平静日子的地方。

在周围的一片高楼映衬中，这座位于河流和田野中间的老宅第，已无可避免地衰败了。是一处江南常见的传统庭院，已被拆掉了半边，但从精雕细镂的门窗，依稀能看到往日的典雅。我去的时候，院子里的一株桔树，正恣意地结满金色的橘子。

1960年，在第一期“星火”印出来后，顾雁就以回家看病的理由，离开了甘肃天水，回到上海，就住在这里。也是这次回来，他开始和林昭交往。大约是1960年初夏的那段时间，张春元和谭蝉雪也来了，并在这里短暂地住过几天。

几天后，谭蝉雪去了广东，打算偷渡出境。据顾雁讲，后来，谭在偷渡之前，给张春元写信，让张去广东。张春元特地到上海告知他，他因为和张春元对“偷渡”这事看法不同，有点不欢而散。再过了一段时间，谭蝉雪在广东被抓，张春元南下营救，也被抓。至此，“星火”全部暴露。

1960年9月，在甘肃天水，“星火”的参与者、兰大右派学生向承鉴、苗庆久等人被捕。10月，顾雁在上海被抓，林昭也随即被逮捕。直接原因是她在“星火”第一期中发表的长诗——《普罗米修士的受难一日》，她也被当作“星火案”的当事人。

在甘肃那边，被抓捕的除了兰大的右派大学生，还有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以及当地的一些干部和农民。这起当年轰动一时的“反革命集团”案，直接原因是张春元、顾雁挑头办起的“星火”杂志。第一期只有内部的30多人看到。第二期才在酝酿之中。

1962年和1965年，“星火案”当事人被分别判刑。其中张春元被判处无期徒刑，谭蝉雪被判处14年。顾雁被判处17年。另外还有向承鉴、苗庆久、杜映华等人，共逮捕了43人，判刑25人。

1970年的“一打三反”，大规模的杀戮又开始了。这次，张春元没有逃过劫难。他和杜映华在兰州被枪杀于红山根下。此前的1968年，顾雁在青海，接到林昭被枪决的消息。

“张春元在星火中间是一个什么角色？”

“他是说干就干，特别有行动力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对当时的现实，头脑里已经非常明确，而且出路是什么，也很清楚。”

“他认为出路应该是以南共纲领草案为主。他那时说要起个名称出来，让老百姓也能接受，通俗些，不要太奥妙……”

“当时为什么起名叫星火呢？”

“那是顾雁提的，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

“商议办星火时，你其实已离开甘肃了？”

“是啊，我那时已经去了广东。”事实上，当第一期“星火”面世时，她看都没看到。一直是在40多年后，她才在武山县法院的档案里，看到那一些凝聚了他们的思考、承载了那个时代最前沿、最勇敢、最深刻思考的文字。

这是2017年10月，在上海的这家社区托管中心，我最后一次见到谭蝉雪，又问起50年前的往事。她一点一点地回忆着，说着。她84岁了，记忆力已不如以前，说话的速度也比两年前慢了。

我不死心，再次问起她和张春元的爱情。她还是一句话带过去了。爱情，在她心中，是一辈子的承诺，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我做这些，不只是为了张春元。星火这段事不弄出来，历史没法交代。”她说。

2017年，依娃帮她联系了明镜出版集团，《星火》出版了电子版，除了她原来那本书的内容，也包含了张春元的生平，以及他生前的一些文章。依娃很早就去了美国，她的母亲是天水人，父亲是陕西人。因为一份对故土的情怀，她曾多次到甘肃天水一带，做大饥荒年代的口述史，2015年出版了《寻找人吃人见证》一书。多年来，她一直关注着“星火”的老人家们。

在这本书的末尾，谭蝉雪写到：“有一种思念因你而存在，有一种沉默不是遗忘。”对她来说，这是很少有的文字中的感情流露。

“在他还没被处决之前，我做梦梦见他穿一个军大衣，走过去了。别人说，梦见穿大衣，可能是大难。大衣就是大难。”她说着，慢慢浸入回忆。

她想起来，当他们同时被关在一所监狱时，有时，放风上厕所时，经过他的窗户底下，她能听到他的声音。那是他故意大声和别人说话，让她知道。到后来，他被转走了，声音就再也听不到了。

她记得在是在甘肃省第三监狱。有一天，抬饭的人来了，悄悄对她说，张春元从别的地方转到这儿来了。再去打饭时，她对那个人说：“你告诉他，他永远活在我心上。”但后来她才知道，消息有误，张春元并没有转到这所监狱来。她的话，还是没有送给他。

1970年3月，他死了。可她连眼泪都不敢流。每天进进出出，杀人的布告就专门贴在她路过的地方，天天出门都能看见，躲也躲不过。

“想起这一生，会有后悔吗？”我问她。

“不后悔。我觉得起码我们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当地的农民。虽然现在想起来，那时思想上的认识，还是很不成熟。”她说。

“星火前辈当年对时局的批判那样激烈而深刻。那您怎么看待今天呢？”我又问。

“我估计我真看不到（我们那时追求的）了。我想，如果我能活到2020年，或许还能看看，能否如愿以偿，还是很难说。”她说。依然是淡淡的笑容。

“我该干的已经干了。林昭文集出来了，星火一本两本也都出来了。所以，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也可以告慰他。就算我去阴间见了他，也可以有个交代了。”她说。

“就是给依娃带来了一些麻烦。”她有些抱歉。

“没事，年轻一代也应该做他们应该的。”我对她说。是为自己说，也是在替依娃说。

她说的麻烦，是指2016年，美国的刘宾雁良知奖评选委员会给她颁发了当年的“刘宾雁良知写作奖”。奖金她辗转拿到了，奖杯的故事则充满离奇色彩。

她年纪大了，没法出国去领奖。又担心各种“被敏感”，朋友把奖杯捎给了在西安的妹妹。本想着辛琪到西安旅游时，把奖杯带回家交给母亲。结果，人还没到，警察上门了，搜走了奖杯。一直到她离世，这个刘宾雁良知写作奖的奖杯，还是没有到谭蝉雪的手里。

其实，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一直感受着这种奇怪的氛围。这一切，常常让她想起六十年前的那场“反右”，想起生命中曾经历过的那些往事。

2007年，“反右50周年研讨会”，香港方面邀请。她被阻拦，最终没有去成。

2013年，独立导演胡杰拍摄完成了纪录片《星火》，她去了香港参加放映。回来后，居委会的人就找上门来了。问她为什么去香港？她反问：我没有人身自由？对方打哈哈：哪里哪里，只希望以后你出门能说一声。

前两年，她整理好了《林昭文集》。有一天，约好了人，正要出门去印，居委会主任上门来了。说，正在外面请人吃饭，上头电话来，只好来问。要求她不能出门，也不能再去印书。“你年龄这么大了，就交给年轻人去做吧。”主任这样劝她。

《林昭文集》至今无法出版。她说，是因为林昭的妹妹彭令范不同意。但她还是把书印了出来，送给那些关心林昭、关心历史的年轻人。那是厚厚的一大本书稿，简易地钉在一起，有488页。第一次见面时，她送给了我一本。

2015年9月，我第一次见到她。她刚被女儿带出去游玩回来，回来后就腰痛，检查是一支腰骨骨折，医生嘱她，或者躺三个月，或者微创手术。“我哪里能躺住！”她说，就选择了微创手术。还戴着腰托，就开始在电脑上写作。她当时正在写《张春元传》，要作为他罹难45周年的纪念。

2016年4月，我打电话给她，才知道，她已写好了，热情的王中一表示愿意承担印刷工作，在常州当地找了印刷厂，已经开始印刷了。但某一日，当地的文化稽查大队突然来查，说是非法出版，把已印好的500本书全部没收了。不久，处理结果下来，印刷厂被罚款5万元，她自己则损失了8000元的印刷费。

到了2017年，她身边的气氛，似乎越来越紧张了。大约和她获得“刘宾雁良知写作奖”有关。有时女儿去取快递，也会被询问。10月，我最后一次访问完她后，从上海回来，就接到辛琪的电话，说有人在调查，那天是谁去了社区托管中心访问谭蝉雪。

“请不要再给我妈妈打电话了，也不要再联系她了吧。”辛琪说。

我后悔，没有再坚持。就这样，我错过了再次和她说话、再次见到她的机会。

我也不知道，她生前得到的那个“良知写作奖”的奖杯，躺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里。而扣押这个奖杯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辛琪在今年的10月去了意大利旅游。她希望时间能安慰她失去母亲的忧伤。辛琪长的很漂亮，但不知道是不是遗传了母亲，她的头发过早地白了。

在母亲“七七”的那天，她请人为母亲做了佛教的超度法事。她相信母亲已经身在天国，或者是极乐世界。

我也相信。不管人世的坎坷如何，不管别人的评价如何。谭蝉雪在这一生，做了她想做的事情。

我也记起，她说过她早年的学生生涯。1949年，在广西，她看到解放军进城，听说以后上学不要钱，而欢天喜地。她说，那时她很“革命”，是学校的积极分子，上了广西革命大学，下乡宣传，演白毛女。

“那时非常年轻，稀里糊涂，没有自己的观念。一直到1955年考上兰州大学，学校里有裴多菲俱乐部，在年轻人热烈的讨论中，思想才开始发生变化。”她说。

1956年，她上大二，在广西做邮政小官员的父亲去世了。她回家奔丧，回来在座谈中说，老百姓都议论，“国民党贪污，共产党贪功。”一年后，她被打成了“右派”。

当年受张春元之托，托给她捎口信的王中一，如今也70多岁了。很多年，他在任何公开的资料里没有看到谭蝉雪的名字，为了找到她，费劲周折。一直到2012年的一天，他在书店里翻书，看到关于敦煌的一套丛书，偶然看到谭蝉雪的名字，这才终于联系到她。

而我，当记者多年，一直在关注外面的世界，一直到2015年，才知道《星火》，才知道《星火》就诞生在我的家乡——甘肃天水，张春元他们当年就在我家乡的镇子上生活、思考，最终走上为自由、为真理献身的道路。

当我要寻找谭蝉雪时，是在香港的媒体工作者张洁平，告诉了我她的电话。在拨通她电话的刹那，我，一个后辈，终于和我家乡那段苦难的历史取得了联系。

历史就这样在人为的屏蔽中支离破碎着。那些故事，原本应该有最重要的篇幅书写，如今，只是在残存的片段里。到今天，星火的故事并不为人所知。胡杰导演的纪录片《星火》，在内地依然是被屏蔽的。而我，写下这些文字，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在最为黑暗的年代，一些最勇敢的人，是如何去试图“活在真实中”，并付出了怎样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