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火于斯飘零：在2018年永别谭蝉雪 `编按：本文为纪念谭蝉雪所作。谭蝉雪出生于1934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在1960年大饥荒最惨烈的年代，兰州大学右派学生张春元、顾雁等人决定出版地下刊物《星火》，揭露、批判时政。谭蝉雪及北大学生林昭也卷入其中。《星火》日后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被列为全中国“第四大案”。` `谭蝉雪晚年花了十二年时间，远赴兰州、天水各地搜集资料，为《星火》杂志及历史立传，完成了《星火: 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一书，为这一段历史，留下珍贵纪录。` ![谭蝉雪插画：Tsengly](/files/-LViiN3iUbuyO_d7ylDU) 6月2日，我在纽约，突然得到消息，谭蝉雪阿姨过世了。她是“六一”儿童节这天不在的。当天早上的八点四十分，在离家几百米的社区托管中心，她走路摔倒了。九点钟时女儿辛琪接到她，她还能自己拄杖走路，头脑清醒。辛琪送她到医院，可能是“溶栓治疗”的处置不当，十一点五十分，取药回来的辛琪，看到母亲喊头疼，痛到流汗。她愤恨大喊着才让医生停下来，检查已发现母亲是严重的脑出血。这次，当她拿着药返回时，母亲已经不行了。 这是2018年6月1日中午的十二点四十分。辛琪一直在说：我想不通妈妈就这样离开了我。辛琪和我同岁，1974年出生的。 她的妈妈谭蝉雪，今年85岁。而我妈妈，今年才67岁。 1974年，谭蝉雪已经40岁，才生下唯一的女儿辛琪。前一年，她刚坐满了14年的牢出来。她是右派，也是甘肃著名的“兰大星火反革命集团案”当事人。青春年华已逝，她原本挺拔的背已稍有点驼了，瘦瘦弱弱的。酒泉风大，走在路上的她，似乎就能被风吹倒。在老家广西，父亲已死，唯一的哥哥也已不在人世，她无处可去，只能接受“组织”安置，到工厂上班。不久，她结婚了，丈夫是支边的上海人，也是工厂里的“刺头”，算是有前科的。和她一样。 她对我说，那时不想找知识分子，就想找个文化程度不高，受过处理的，“门当户对”。厂里填表时，在“文化程度”一栏，她填了个“小学”。心里想的是，如果不识字该多好啊。在这个国家，读书认字，做知识分子，只意味着苦难。 可她终归是读书人。在最苦难的日子过去之后，她先是从工厂调到酒泉师范，后来又调到敦煌研究院，做敦煌风俗学的研究，从1982年到1998年退休，10多年间，成绩斐然，出了厚厚的几大册书。2015年9月，我去上海第一次找她时，那些书就静静地立在书架上。 我总共见过她三次。最后一次，是2017年秋雨倾注的十月。 ![谭蝉雪。图：作者提供 ](/files/-LVij8P0SA8ch7xgXGHb) 是深秋，我从合肥见完“星火”案的另外一位当事人、最主要的参与者顾雁，按照顾雁给的地址，在上海一家弄堂里见到他的妹妹顾麋，翻看那些关于老上海、老家族的照片。然后就在雨中拖着行李，去找谭蝉雪。 明磊陪着我。他是我见面少，但非常尊敬的朋友。很多年前，他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后来，做《民间》杂志，致力于公民社会培育。他留光头，敦厚热忱。 我们在广粤路上的一家社区托管中心见面。她这一年都住这里。老伴儿前些年去世，她就和辛琪住。辛琪很孝顺，把妈妈照顾的很好。但辛琪有两个上学的孩子，还要工作，平时不能时刻照顾到妈妈，这段时间白天就送她到社区的托管中心。那里有很多老人，条件很好，没事了她和大家说说话，玩玩牌，也开心一些。 我们见到她时，她正乐呵呵地看别人打牌。看到我，她很高兴，一直拉着我的手。 她一头银发，穿一件蓝底花色的毛衣。面庞依然是娟秀的，皮肤细腻白皙，除了额头眼角有一两片老人斑，走路背稍微有一点点弯，她的精神好极了。 我们说着话，背后是鲜艳的墙。在这里，孩子和老人的托管中心是在一起的，有一种明快甜美的气息。我坐一张小凳子，是幼儿园小朋友的。她坐在对面一张红色明丽的沙发上。我请她再讲讲，讲讲林昭，讲讲张春元，讲讲1959年在大饥荒中的甘肃天水，她的爱情是如何萌生的。讲讲1970年，她在监狱里听到张春元死了的消息，一夜头发白了大半。从此知道了，“伍子胥过邵关一夜白头”不是虚构的故事。 明磊坐在她旁边。他告诉谭阿姨，他也办过一份叫《民间》的地下刊物，出版过5000册，但现在已经不能办下去了。谭阿姨听了很感兴趣，问这问那。 我们说起那本厚厚的《林昭文集》。那是她这几年和林昭当年的闺蜜倪竞雄整理出来的。倪竞雄年龄比她还大，不会用电脑，身体也不好。所以林昭在狱中的血书，大多都是谭蝉雪一字一字整理下来。包括林昭在狱中的小说、颇有争议的《冥婚记》，也是她整理出来的。“字非常小，眼睛都看坏了。”但书上，并没有她们的名字。“也多亏有很多朋友帮忙。”她说。 她说自己现在很高兴，这两年，几件大事她都完成了。其中一件是2017年在依娃的帮助下，又通过香港明镜出版集团出了一本《星火》，里面包括了她写的《张春元传》。 对84岁的老人来说，两个小时的谈话时间有点太长了。加上我要去赶高铁，我们不得不走了。 她把我们送到楼梯口，又坚持要送下楼。为了老人们方便，托管中心的楼梯上安装了可以自动下行的座椅。她坐上去，男护士帮她把腰带系紧，她就慢慢地顺着扶梯向下滑落。她的面容，是那样平静淡定，一副恬淡从容，安心老去的模样。我从楼梯上走着，回头看她，觉得她还是很美。 外面下着雨，我不能再让她出来。转头拥抱她，说，我会再来看您的。就匆匆打车走了。 那以后，我再未曾见到她。 2012年夏天最热的时候，78岁的谭蝉雪在上海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来电话的是王中一。他是张春元最后时刻的狱友。王中一这些年一直在找她，就是为了转告她那一句张春元托他捎来的遗言。 “这一生，我最大的心愿，是不能陪谭蝉雪度过一生。希望她能好好活着。” 这句话，是在1970年3月的甘肃省第一监狱，张春元临刑的前一天夜里，专门交代给王中一的。相隔了42年的岁月，这句话才送到了她的耳边。 她给我讲这话时，那被苦难摧残过的容颜，依然是平静的。她说，接电话时，她心跳的厉害。她没有说，当她接完电话，在最快的时间内坐上火车，去常州找王中一，见面细问当年的情景时，她哭了。 张春元对她的心，她一直知道。即使最终没有接收到这句话，她也知道。 1998年她从敦煌研究院退休，回到上海。从2004年开始，她着手准备写关于星火的第一本书《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那段时间，她奔波在兰州、天水一带，去寻找当时的案卷，要把被尘封的往事写出来。她到处碰壁。后来还是以给兰大写校史的名义，一次次找法院，也给管档案的人说好话，送给人家从上海带来的礼物。终于，在一个下午，她走进了武山县法院保存案卷的地下室。她听到管档案的人说，前些年地下室曾漫进过水，但所幸案卷完好无损。 在发黄的案卷里，她看到了张春元写给她的一张张纸条。那是1960年7月，她在广东开平越境被抓后，他心急如焚，南下来营救她时写的。 作为《星火》的灵魂人物，张春元一贯是胆大心细的。但那次，他显得有些鲁莽。在得知她在广东被抓后，他化名“高澄清”，拿着假的介绍信，来广东救她。但他一到广东，也被扣押了起来。无法见到高墙内的谭蝉雪，他就试着联系内线。他把看守所里的女医生当成了好人，一次次写了条子托送进来。 ![张春元传给谭蝉雪的那些纸条，全被女医生交上去了，作为“反革命集团案”的证据。插画：Rosa Lee ](/files/-LVijSREZkTLa-vxUVfv) 那些条子是这样的： “雪：七月半来此被关，已知我们为大学生，此处一切好，我现在单房三号一八，可给弟去信，由我来办。亲朋不可理，一切谣言不可信，安心等着，老实守法，千万给我一回信！告知近况，前次带来的衣物收到否，还缺何物……” “雪：医生应允帮忙，我们感谢她那善良的愿望和好心；你一定要写几句话，请托医生交我，否则我怎么知道你收到了呢？坐牢我不怕，也不悲伤。而最愁人的是你近来怎么样了？身体如何，快给我来信！” “雪：今天接见请求不允，近在咫尺似天涯，一墙之隔难相见，真没有办法！我给你写了二次字条，收到没有？望告，切切！” 他不知道，那些纸条，全被女医生交上去了。包括两三厘米宽的小纸条，后来都作为“反革命集团案”的证据，放在张春元的案卷里了。一直到2006年。46年过去了，她才第一次看到它们。 1960年9月，他们分别被押上了从广州北上的火车。来自甘肃的警察押着他们，一路不忘游山玩水，于4天之后，到达兰州。他们被关进了关押省级要犯的贡元巷看守所。 一直到2006年，通过档案她才知道，早在1960年的4月和5月，一起下放到天水劳动的兰大“右派”学生中，就有人向当局告密了。 其中一份档案写到：“案件的线索来源：1960年四月，兰大右派分子陈友达向省公安厅反映：兰大下放在武山及天水等地劳动锻炼的右派分子张春元、谭蝉雪、孙和等人经常去兰州与学校右派互相来往，秘密交谈，散布反动言论，行动十分可疑。”另外还有两个告密者，是他们的同学郑连生和柴继德。加上她在广东偷渡被抓，“星火”同仁就这样全面暴露了。 在生命的晚年，她已回忆不起这一生和他的最后一面了。到底是哪一次呢？ 她拼命地想。说，如果有最后一面，应该是1965年的冬天了。那是在天水体育场的“反革命集团案”公判大会上。但那天，他们都被五花大绑着。在台上，他们被分开的最远，一个在最东头，一个在最西头，她只模糊看到一眼他的身影。 那天天奇冷，阴沉的厉害。会场上，突然有人大喊了一声“谭蝉雪”！她知道，那是她的狱友叶青，一个因和人打架被抓进来的奇女子。在那样肃杀的气氛中，石破天惊一般，叶青喊了一声，就迅速地逃跑了。全场皆惊，谭蝉雪看见武警端着枪冲下去了。 叶青是她晚年时一直在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的人。她晚年想找的人，还有在狱中时为她治疗急性胃炎、救了她一命的慈祥老者；还有一位曾表现出试图帮助她、但很快被撤职的看守所所长。天寒地冻，长夜漫漫，在极端的绝望中，依然有一些带着人性温暖光芒的故事，安慰了她。 “阿姨，你和张春元当年是怎么谈恋爱的嘛。”每次见面，我都会问她。她呢，静静摇摇头，微笑着：“那个时候，谈什么呀。” 那是1958年的8月，她和兰州大学的另外41个右派师生，被下放到我的家乡天水劳动。张春元因为在上兰州大学之前，曾上过朝鲜战场，是汽车兵，所以被安排在北道埠（现为麦积区）的马跑泉拖拉机站。她则被下放到北道的甘泉公社，临时住在当地街道上的一座天主教堂里——至今，天主教堂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房屋了。 和谭蝉雪一起到甘泉的还有三个同学。其中一位是孙自筠，兰大中文系的才子。另外两个人，是数学系的周善有和丁恒武。 丁恒武是陕西人，大个子。1959年，他被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开始在附近的水库学游泳，说要从湄公河偷渡出去，“留在这里迟早也是饿死”。有一天，他来向谭蝉雪告别，说他要走了，如果能活下来，一定回来找他们。如果再没回来，就说明他死了。从那以后，人们再没有见过他。 孙自筠还活着。我在2016年的冬天，在四川的内江师范学院见到他。他80岁了，对我回忆起谭蝉雪等人，以及“兰大反右”、大饥荒、1958年的“大跃进”，还有公社让他们四个大学生，三四天就办出一个“农业大学”的荒诞事。 早在张春元、顾雁他们酝酿办《星火》之前，孙自筠就给中共的《红旗》杂志写信，反映当时农村开始饥荒弥漫的真实情况。但因为他是唯一的党员，有“红顶子”，谭蝉雪和其他同学那时都防着他。直到有一天，他被以“反革命”抓走。 ![年青时期的谭蝉雪。图：作者提供](/files/-LVijaeRRTzkadp4OCdA) 那是1959年的春天，大饥荒已开始弥漫。谭蝉雪每次去食堂打饭，端回来一盆面糊，清水能当镜子，照见自己的面容。 她记得，有一次上山打柴，积雪很厚，他们从山上滑下来，看见一堆人围着一个人，在卖包子。当时那种白面的包子，真是稀罕，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星星”。多少钱一个呢？大约等于现在的10块钱。“我们没有钱。看一看就揹着柴走了。第二天，就听到人说，从那包子里吃出了人的指甲。” 不断有饿死人，甚至人吃人的消息传出来。谭蝉雪住的一户老乡家，房东老大爷也死了。饿死的。在一个夜里，她听到那一家人凄惨的嚎啕声。 2015年9月，在上海，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告诉她，我的爷爷，1960年时48岁，也是饿死的。我爷爷所在的马跑泉公社（现为镇），离她那时居住的甘泉公社（现为镇），相距也就10多里路。 “那时走在路上，经常就看到饿死的人。你没法无动于衷。”谭蝉雪说。 而事实上，他们作为大学生，条件还是比普通农民好很多。她虽然和家里没联系，但定期的，有朋友寄粮票来。孙自筠的妈妈省吃俭用，从天津寄粮票给他们。有时，他们会相约去北道的铁路食堂吃一顿。虽然饥荒弥漫，但铁路食堂还是有各种吃的。 环境困厄的让人绝望。但年轻人终归是年轻人。大家曾以为美丽的谭蝉雪和英俊的孙自筠是一对儿，但其实，她喜欢的是张春元。 ![1959年，那个大饥荒正在越来越惨烈的冬天。张春元住进了她的心里，整整一生。插画：Rosa Lee ](/files/-LVijr6iQ_GNij9rzmHz) 张春元那时住在马跑泉拖拉机站，和甘泉相距不到20里路。马跑泉是一个大镇子，拖拉机站所处的地方算是一个交通要道，上下都要经过，右派同学们也时时来这里歇脚。如今，这里已并入了麦积区广济医院的后院，是医院的太平间所在了。 当年那里是土崖畔下的一个大院子。顾雁记得，当时的张春元，负责管理着全县唯一的一台从意大利进口的拖拉机。红色的，锃亮，看上去挺神气。 张春元留她吃饭。那时候大家都饿着，但他的生活条件还可以。因为他曾上过朝鲜战场，当地的干部，很多都是部队转业的，对他不错。 爱情是怎么产生的不知道，她始终没有说。但在我的寻访中，顾雁告诉我，有一次，他和张春元一起去甘泉拉煤，他们坐在拖拉机上。天很冷，一说话就呵出白气。张春元告诉他，自己喜欢谭蝉雪。 他们彼此相爱了。在1959年，那个大饥荒正在越来越惨烈的冬天。从此，他住在她的心里，整整一生。 2016年冬天，我在河南见到张春元唯一的亲人——他的弟弟张春沛。 张春沛说，那一年，大嫂回来，他去机场接的她。“大嫂老了，似乎人都缩小了。”这中间，隔着多么漫长又沉重的岁月啊。1998年的谭蝉雪，已不再是1960年初和哥哥一起回到河南老家的那个高挑、美丽的大嫂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他环抱着大嫂——一个瘦弱的老人。“我带你好好转转吧。” 无处去凭吊。她一直想着给张春元立个碑，取一些兰州红山根下、他被杀害的地方的土，建个坟。但弟媳反对，弟弟也做不了主。人死了40多年了，可恐惧还在。我采访时，张春沛回忆起哥哥，不停地流泪，还是无限的怀念。但说起当年因哥哥的案子，一家人受到牵连。他说：我让我的孩子们都入党。 很多年，他一直想证明，自己是好人，对党是忠诚的。对哥哥，他是那么爱他。但他至今还是很难理解，哥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一个孙子，是家里唯一对张春元这个伯爷爷的事情关心的年轻人，一直在旁边静静聆听着。离开时，我看着小伙子同样有些困惑的眼睛，对他说：“你爷爷是个好人，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将来的历史会书写的。” 2017年10月，我在上海，辗转找到了顾雁家位于浦东乡下黑桥的老房子。那是顾雁从小生活，并度过了1960年9月“星火案”爆发前那段平静日子的地方。 在周围的一片高楼映衬中，这座位于河流和田野中间的老宅第，已无可避免地衰败了。是一处江南常见的传统庭院，已被拆掉了半边，但从精雕细镂的门窗，依稀能看到往日的典雅。我去的时候，院子里的一株桔树，正恣意地结满金色的橘子。 1960年，在第一期“星火”印出来后，顾雁就以回家看病的理由，离开了甘肃天水，回到上海，就住在这里。也是这次回来，他开始和林昭交往。大约是1960年初夏的那段时间，张春元和谭蝉雪也来了，并在这里短暂地住过几天。 几天后，谭蝉雪去了广东，打算偷渡出境。据顾雁讲，后来，谭在偷渡之前，给张春元写信，让张去广东。张春元特地到上海告知他，他因为和张春元对“偷渡”这事看法不同，有点不欢而散。再过了一段时间，谭蝉雪在广东被抓，张春元南下营救，也被抓。至此，“星火”全部暴露。 ![林昭也在“星火案”被逮捕，直接原因是她在“星火”第一期中发表的长诗《普罗米修士的受难一日》。插画：Rosa Lee ](/files/-LVik2XfgnFHdTTrui9W) 1960年9月，在甘肃天水，“星火”的参与者、兰大右派学生向承鉴、苗庆久等人被捕。10月，顾雁在上海被抓，林昭也随即被逮捕。直接原因是她在“星火”第一期中发表的长诗——《普罗米修士的受难一日》，她也被当作“星火案”的当事人。 在甘肃那边，被抓捕的除了兰大的右派大学生，还有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以及当地的一些干部和农民。这起当年轰动一时的“反革命集团”案，直接原因是张春元、顾雁挑头办起的“星火”杂志。第一期只有内部的30多人看到。第二期才在酝酿之中。 1962年和1965年，“星火案”当事人被分别判刑。其中张春元被判处无期徒刑，谭蝉雪被判处14年。顾雁被判处17年。另外还有向承鉴、苗庆久、杜映华等人，共逮捕了43人，判刑25人。 1970年的“一打三反”，大规模的杀戮又开始了。这次，张春元没有逃过劫难。他和杜映华在兰州被枪杀于红山根下。此前的1968年，顾雁在青海，接到林昭被枪决的消息。 “张春元在星火中间是一个什么角色？” “他是说干就干，特别有行动力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对当时的现实，头脑里已经非常明确，而且出路是什么，也很清楚。” “他认为出路应该是以南共纲领草案为主。他那时说要起个名称出来，让老百姓也能接受，通俗些，不要太奥妙……” “当时为什么起名叫星火呢？” “那是顾雁提的，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 “商议办星火时，你其实已离开甘肃了？” “是啊，我那时已经去了广东。”事实上，当第一期“星火”面世时，她看都没看到。一直是在40多年后，她才在武山县法院的档案里，看到那一些凝聚了他们的思考、承载了那个时代最前沿、最勇敢、最深刻思考的文字。 这是2017年10月，在上海的这家社区托管中心，我最后一次见到谭蝉雪，又问起50年前的往事。她一点一点地回忆着，说着。她84岁了，记忆力已不如以前，说话的速度也比两年前慢了。 我不死心，再次问起她和张春元的爱情。她还是一句话带过去了。爱情，在她心中，是一辈子的承诺，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我做这些，不只是为了张春元。星火这段事不弄出来，历史没法交代。”她说。 2017年，依娃帮她联系了明镜出版集团，《星火》出版了电子版，除了她原来那本书的内容，也包含了张春元的生平，以及他生前的一些文章。依娃很早就去了美国，她的母亲是天水人，父亲是陕西人。因为一份对故土的情怀，她曾多次到甘肃天水一带，做大饥荒年代的口述史，2015年出版了《寻找人吃人见证》一书。多年来，她一直关注着“星火”的老人家们。 在这本书的末尾，谭蝉雪写到：“有一种思念因你而存在，有一种沉默不是遗忘。”对她来说，这是很少有的文字中的感情流露。 “在他还没被处决之前，我做梦梦见他穿一个军大衣，走过去了。别人说，梦见穿大衣，可能是大难。大衣就是大难。”她说着，慢慢浸入回忆。 她想起来，当他们同时被关在一所监狱时，有时，放风上厕所时，经过他的窗户底下，她能听到他的声音。那是他故意大声和别人说话，让她知道。到后来，他被转走了，声音就再也听不到了。 她记得在是在甘肃省第三监狱。有一天，抬饭的人来了，悄悄对她说，张春元从别的地方转到这儿来了。再去打饭时，她对那个人说：“你告诉他，他永远活在我心上。”但后来她才知道，消息有误，张春元并没有转到这所监狱来。她的话，还是没有送给他。 1970年3月，他死了。可她连眼泪都不敢流。每天进进出出，杀人的布告就专门贴在她路过的地方，天天出门都能看见，躲也躲不过。 “想起这一生，会有后悔吗？”我问她。 “不后悔。我觉得起码我们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当地的农民。虽然现在想起来，那时思想上的认识，还是很不成熟。”她说。 “星火前辈当年对时局的批判那样激烈而深刻。那您怎么看待今天呢？”我又问。 “我估计我真看不到（我们那时追求的）了。我想，如果我能活到2020年，或许还能看看，能否如愿以偿，还是很难说。”她说。依然是淡淡的笑容。 “我该干的已经干了。林昭文集出来了，星火一本两本也都出来了。所以，我没有什么遗憾的。也可以告慰他。就算我去阴间见了他，也可以有个交代了。”她说。 “就是给依娃带来了一些麻烦。”她有些抱歉。 “没事，年轻一代也应该做他们应该的。”我对她说。是为自己说，也是在替依娃说。 她说的麻烦，是指2016年，美国的刘宾雁良知奖评选委员会给她颁发了当年的“刘宾雁良知写作奖”。奖金她辗转拿到了，奖杯的故事则充满离奇色彩。 她年纪大了，没法出国去领奖。又担心各种“被敏感”，朋友把奖杯捎给了在西安的妹妹。本想着辛琪到西安旅游时，把奖杯带回家交给母亲。结果，人还没到，警察上门了，搜走了奖杯。一直到她离世，这个刘宾雁良知写作奖的奖杯，还是没有到谭蝉雪的手里。 其实，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一直感受着这种奇怪的氛围。这一切，常常让她想起六十年前的那场“反右”，想起生命中曾经历过的那些往事。 2007年，“反右50周年研讨会”，香港方面邀请。她被阻拦，最终没有去成。 2013年，独立导演胡杰拍摄完成了纪录片《星火》，她去了香港参加放映。回来后，居委会的人就找上门来了。问她为什么去香港？她反问：我没有人身自由？对方打哈哈：哪里哪里，只希望以后你出门能说一声。 前两年，她整理好了《林昭文集》。有一天，约好了人，正要出门去印，居委会主任上门来了。说，正在外面请人吃饭，上头电话来，只好来问。要求她不能出门，也不能再去印书。“你年龄这么大了，就交给年轻人去做吧。”主任这样劝她。 《林昭文集》至今无法出版。她说，是因为林昭的妹妹彭令范不同意。但她还是把书印了出来，送给那些关心林昭、关心历史的年轻人。那是厚厚的一大本书稿，简易地钉在一起，有488页。第一次见面时，她送给了我一本。 2015年9月，我第一次见到她。她刚被女儿带出去游玩回来，回来后就腰痛，检查是一支腰骨骨折，医生嘱她，或者躺三个月，或者微创手术。“我哪里能躺住！”她说，就选择了微创手术。还戴着腰托，就开始在电脑上写作。她当时正在写《张春元传》，要作为他罹难45周年的纪念。 2016年4月，我打电话给她，才知道，她已写好了，热情的王中一表示愿意承担印刷工作，在常州当地找了印刷厂，已经开始印刷了。但某一日，当地的文化稽查大队突然来查，说是非法出版，把已印好的500本书全部没收了。不久，处理结果下来，印刷厂被罚款5万元，她自己则损失了8000元的印刷费。 ![谭蝉雪是《星火》先贤精神的守护者。插画：Rosa Lee ](/files/-LVikSUm8Tp7xCy6OGJ2) 到了2017年，她身边的气氛，似乎越来越紧张了。大约和她获得“刘宾雁良知写作奖”有关。有时女儿去取快递，也会被询问。10月，我最后一次访问完她后，从上海回来，就接到辛琪的电话，说有人在调查，那天是谁去了社区托管中心访问谭蝉雪。 “请不要再给我妈妈打电话了，也不要再联系她了吧。”辛琪说。 我后悔，没有再坚持。就这样，我错过了再次和她说话、再次见到她的机会。 我也不知道，她生前得到的那个“良知写作奖”的奖杯，躺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里。而扣押这个奖杯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辛琪在今年的10月去了意大利旅游。她希望时间能安慰她失去母亲的忧伤。辛琪长的很漂亮，但不知道是不是遗传了母亲，她的头发过早地白了。 在母亲“七七”的那天，她请人为母亲做了佛教的超度法事。她相信母亲已经身在天国，或者是极乐世界。 我也相信。不管人世的坎坷如何，不管别人的评价如何。谭蝉雪在这一生，做了她想做的事情。 我也记起，她说过她早年的学生生涯。1949年，在广西，她看到解放军进城，听说以后上学不要钱，而欢天喜地。她说，那时她很“革命”，是学校的积极分子，上了广西革命大学，下乡宣传，演白毛女。 “那时非常年轻，稀里糊涂，没有自己的观念。一直到1955年考上兰州大学，学校里有裴多菲俱乐部，在年轻人热烈的讨论中，思想才开始发生变化。”她说。 1956年，她上大二，在广西做邮政小官员的父亲去世了。她回家奔丧，回来在座谈中说，老百姓都议论，“国民党贪污，共产党贪功。”一年后，她被打成了“右派”。 当年受张春元之托，托给她捎口信的王中一，如今也70多岁了。很多年，他在任何公开的资料里没有看到谭蝉雪的名字，为了找到她，费劲周折。一直到2012年的一天，他在书店里翻书，看到关于敦煌的一套丛书，偶然看到谭蝉雪的名字，这才终于联系到她。 而我，当记者多年，一直在关注外面的世界，一直到2015年，才知道《星火》，才知道《星火》就诞生在我的家乡——甘肃天水，张春元他们当年就在我家乡的镇子上生活、思考，最终走上为自由、为真理献身的道路。 当我要寻找谭蝉雪时，是在香港的媒体工作者张洁平，告诉了我她的电话。在拨通她电话的刹那，我，一个后辈，终于和我家乡那段苦难的历史取得了联系。 历史就这样在人为的屏蔽中支离破碎着。那些故事，原本应该有最重要的篇幅书写，如今，只是在残存的片段里。到今天，星火的故事并不为人所知。胡杰导演的纪录片《星火》，在内地依然是被屏蔽的。而我，写下这些文字，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在最为黑暗的年代，一些最勇敢的人，是如何去试图“活在真实中”，并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 附带纪录： 2016年刘宾雁良知写作奖致辞： “她是《星火》受难英灵遗愿的托命人。她奔波求索，孜孜取证，为《星火》先驱招魂；使先贤的生命再起于历史的灰烬之中。” “她是被冷藏的《星火》思想在当代中国的代言人。《星火》群体在中国最黑暗年代的正直与犀利的思索，是点燃中国思想界的火种。” “她是《星火》先贤精神的守护者。在那个暴虐、饥馑的暗无天日时代，《星火》群体挺身而出的殉道精神，是对中国先贤舍身取义之道的伟大救赎。” ### 扫描二维码，支持独立创作 ![](/files/-LViqJvcQLB2hOYf-n7l) 原文：《星火于斯飘零：在2018年永别谭蝉雪 》 ，发表于端传媒 ©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 # Agent Instructions: Querying This Documentation If you nee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hat is not directly available in this page, you can query the documentation dynamically by asking a question. Perform an HTTP GET request on the current page URL with the `ask` query parameter: ``` GET https://xinghuo.gitbook.io/piaoling/master.md?ask= ``` The question should be specific, self-contained, and written in natural language. The response will contain a direct answer to the question and relevant excerpts and sources from the documentation. Use this mechanism when the answer is not explicitly present in the current page, you need clarification or additional context, or you want to retrieve related documentation sections.